赵野、王世渝、戴定南——20多人的群体出了4位作家

1993年初，我从深圳回马鞍山过春节，严力对我说了他打算去海南的事。

严力是我小学同学。我们不是一个班的，本不应该认识，但我们都是当年东风小学（和平楼小学）批判队的成员，所以就认识了，并且一直保持联系。后来，他老婆和我老婆恰好也是同学，于是，我们就成了“双料同学”，两家的来往非常密切。关于我下海来深圳的事情，他是知道的，我们还曾经一起议论研究过很长时间。说实话，他自己也蠢蠢欲动，早想下海了。但他比我保守，只有心动，没有行动。那次我从深圳回来，两家聚在一起，再说这件事情，他说他也打算行动了，但不是去深圳，而是去海南。我问他为什么？他向我说了两个理由。第一，海南也成立特区了，而且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目前正在大发展，将来的发展前景或许比深圳更好；第二，他们单位有个同事已经调到海南去了，在海南省人事厅工作，可以帮他联系接受单位，也好有个照应。他还说：“不如，你也来海南吧。”

我被他说动心了。说实话，我们当年所谓的“下海”，其实是叶公好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离体制打算到市场经济的大海里搏击一番，只是想换一个环境。我曾经在一本书上说过，如果我们设计院不是在安徽省马鞍山市，而是在上海，在杭州、或者在南京，我就不会“下海”了。所以，如果海南那边有一个正式的单位接受我，我肯定会立刻“上岸”，只不过是“异地上岸”罢了。

我对严力的提议表现出相当的兴趣。

严力的那个同事叫郑国建。他和严力不仅是马鞍山市人事局的同事，而且是安徽大学校友，也是祖籍河南的老乡，二人关系不一般。不知道是严力存心帮我，还是想拉我一起去壮胆，总之，在我去海南的问题上，他非常积极，当即把郑国建正式介绍我认识。

郑国建看上去比严力更大气、更好爽、更热情，在性格上，我和郑国建甚至比和严力更投缘，我们几乎是一见如故。在帮我去海南的事情上，郑国建不遗余力。我手上有一张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结业证，就是没有取得硕士学位的那种，我感觉不会被承认，之前去深圳找工作的时候都没敢亮出来。郑国建看了之后，以他作为海南省人事厅工作人员的权威眼光，非常肯定地说：“很有用！虽然没有学位，但可以证明‘学历’。”郑国建很快帮我联系了海南的一家国营单位。

单位位于海府大道，就在省政府对面，名字叫“海南飞扬实业公司”，后来改名叫“海南奥卓立电子有限公司”。是生产液晶显示器的。在当时，是相当的“高科技”的。不知是看郑国建的面子，还是他们认为我既有研究生学历，又有深圳港资厂、台资厂和深圳科技园当生产主管和总经理助理的工作经历，总之，很快提拔我担任厂长。

在奥卓立公司，最值得纪念的事情是我认识了杨绛的侄子。他比我年长，感觉应该是退休返聘的老工程师，很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味道，学富五车德高望重的样子，在厂里担任总工程师，明显不是吹牛或沽名钓誉的那种，所以，我相信他确实是杨绛的侄子，不是自己瞎吹的。我是厂长，他是总工，我们搭档，关系不错。他送我一本钱钟书的《围城》。因为是杨绛侄子送的，感觉像是作者本人送的，我很珍惜，反复阅读。后来，当我自己成为作家后，写长篇小说，每当感觉缺乏灵感，语句生涩时写不出味道的时候，就找出那本《围城》读一段，再回到电脑前，跳出的句子就欢快多了。

但我在奥卓立并没有干多长时间。

除了我和杨总工程师之外，厂里还有一位董事长助理，叫赵陨贵，来自湖北十堰。这个人脑子比较活，至少比我和杨总脑子活络，他对市场经济的风云变幻也比我们敏感。赵陨贵向董事长建议，不如用购买进口设备的钱先炒一把房地产。董事长拿不定主意，咨询我和杨总工的意见，我们俩说不出具体赞成或反对的意见来，说只要不耽误设备进口就可以。但赵陨贵那边态度坚决，说如今海南房地产这么火，千载难逢，上午买一块地，下午出手就赚一笔，不参与一把等于枉来海南甚至辜负这个伟大时代了。最后，董事长终于被赵陨贵说服，在万泉河边买了两百亩地。刚开始，账面上好像还真赚了一些，但舍不得出手，希望多赚一些，结果，赶上房地产调控，没能及时收回资金，购买设备的事情被耽误了，项目并没有正式投产，我这个厂长也就和杨总工程师一样，成了摆设。杨总工反正是退休返聘人员，又是董事长从长春带过来的，他很有耐心，继续等，实在等不到开工的一天估计也不会跳槽，大不了回长春，而我比较急功近利，见工厂无法投产，对董事长说了声“对不起”，就跳槽了。

关于我应聘去新公司，是有一段故事的。我好像已经在其他书中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简单说，就是我带了一大堆获奖证书，并对这些证书的分量做了适当的夸张。例如，我手上有一本1988年获得安徽省自然科学奖的证书，考虑到面试主审官公司总裁李静先生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我就特别强调，那次与我一起获得此奖的另外两个人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方励之和教授温元凯，一下子，等于把我自己抬到总裁李静先生的校长和导师的高度，搞得总裁李静先生如果不录用我，就有些嫉贤妒能了。

新公司叫“海南顺丰股份有限公司”。虽然不能算国营单位，但当时“股份有限公司”感觉比国营单位还吃香。新生事物嘛。公司在滨海大道的南洋大厦办公，是当时海南最高级的现代化写字楼。说实话，我虽然是从深圳来的，在港资企业、台资企业和深圳科技园做过管理工作，但这样高级的写字楼之前也只是在新加坡电视连续剧《人在旅途》中看过，在这种高级写字楼里面工作，无形当中就有了自豪感，感觉自己是“人才”了。我得感谢郑国建，要不是他的“权威认定”，我都不好意思亮出自己没有学位的所谓研究生学历，如果那样，即使我拿出再多的获奖证书，估计都进不了这么高级的写字楼门槛。

出版社在推销我的畅销书时，对作者介绍，曾经用过这样一段文字：“曾经是中国最早一批上市公司‘老五家’之一的金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助理兼董事局办公室主任和金田华南投资公司；跟随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大鳄范日旭完成收购厦门国泰、控股吉林轻工、创立北方五环等一系列资本运作；与中国民营担保第一人张锴雍共同策划创立中科智金融帝国。”在很多人看来，这里面肯定有虚构的成分，否则不可能这么巧，纵横中国资本市场的三代风云人物恰好都被我赶上了？但事实就是这么巧，确实都让我赶上了。1993年，海南房地产最火爆的时候，我辞去奥卓立电子有限公司厂长的工作，跳槽进入海南顺丰有限公司，担任发展部经理，该公司的老板就是后来中国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大鳄范日旭。

关于范日旭的传奇人生，我在《第三只眼看老板》和《职业经理人手记》当中有过描述，后来，我的同事王世渝在《曾经德隆》的书中也做过另一个角度的介绍。事实上，我和范日旭个人关系非常亲密。特别是我离开海南去武汉并再次回到深圳后，在金田集团担任董事局主席助理兼董事局办公室主任，住在红桂路的长城饭店后院，而范日旭的母亲和妹妹住在红岭路的红荔大厦，非常近，我经常去陪老太太打麻将，老太太也一直说我是他“干儿子”。范日旭因此很赞赏我，每次从海南、北京或长春来深圳看望老母亲，都夸我这个人“重感情”，说我已经离开顺丰并在金田集团当高管了，日理万机，还能经常请“干吗”吃饭，陪“干吗”打麻将，人品难得。我则说，自己能进入金田集团核心层，主要还是仰仗在海南顺丰公司的那段难得的经历，更得益于跟随范老板期间获得的资本运作经历和“偷学”到的皮毛知识。

我不是谦虚。我说的是实话。相对范日旭来说，我对资本运作的理解和实战经验，真的仅仅是一点“皮毛”，这些“皮毛”用来写财经小说没问题，但用在实践当中，显得苍白无力。金田集团在收购河南林州电厂和西北水泥集团操作中的失误，包括金田集团的最终退市，我都是有一定责任的。我很后悔，当初在红荔大厦，为什么没有当面请范日旭先生为我们金田集团把脉、出招呢？如果当时这么做了，或许金田集团的结果会比现在好些，至少不会退市，只要不退市，等到房地产再暴涨时，金田集团说不定就能走出困境，迎来新生。可是，当初我为什么没有请范日旭为金田集团把脉、出招呢？今天仔细回味，当初我之所以没有那么做，可能与黄汉青主席的个人风格有关。当时我虽然担任黄主席的助理兼董事局办公室主任，但我毕竟不是潮州人，表面上位高权重，其实并不是黄汉青的心腹，即使我向他推荐了范日旭，他也未必虚心接受。事实上，黄汉青主席一直保持“主席”的风范，始终有一种“主席”的威严，搞得我不敢随便向提建议，更不敢未经主席同意就请范日旭来为金田集团把脉、出招。如果我那样做，不等于是说黄主席不如范日旭吗？总之，至少从表面上看，黄主席不如范日旭那样谦虚和平易近人。我在顺丰公司的地位比在金田集团低，但范日旭在我面前一点都没有居高临下感觉，每次他从外面回来，看到我和他老母亲打麻将，都非常平等地打招呼，还“央求”老太太让他打几把，一点不像“大老板”，我有任何想法，都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他说。倘若黄汉青主席也如此，我当初就肯定向他建议请范日旭来金田集团把脉、出招了。

我认范日旭的母亲做“干吗”，没有讨好范日旭的意思。范日旭多精明啊，假如我有此意，肯定弄巧成拙。而且，老太太比他儿子更加心明眼亮，倘若我是耍花招，结果一定适得其反。我甚至认为，老太太比他儿子更聪明，大事不糊涂，小事也不糊涂。举个例子。有一次范日旭接待吉林来的客人，去射击场打枪，打枪的人都是带着耳罩的，老太太也跟着去了，因为老太太不打枪，所以她没戴耳罩，结果，抢一响，把“干妈”的耳朵震聋了，我要找人家索赔，老太太说不必，否则，他儿子接待的客人就扫兴了。仅从这件小事就能看出，老太太非常识大体，能处处为儿子的事业着想，是大多数她那个年纪的母亲想不到也做不到的。所以，我十分敬重老太太，老太太也喜欢我，因为，我这个“干儿子”比他亲儿子有更多的时间陪她。

关于顺丰公司，关于范日旭，关于“干妈”，我有很多事情可以说，只要获得许可，我甚至打算去长春的监狱，专门采访我的老东家范日旭先生，但是，在这里，我并不打算过多地写这些，这里，我主要写在南洋大厦那一层楼里，在总共20多人的顺丰集团总部里，居然先后出了四位作家！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传奇，非常耐人寻味，似乎有什么定数，就仿佛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除了我自己之外，另三位作家是：赵野、王世渝、戴定南。

我先说赵野。因为，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他就是作家了，那时候，我，王世渝，戴定南，都还没有开始写作呢。甚至，我连从事文学创作的念头都没有，更没想到将来能成为一名职业作家。

如今咨询发达，关于赵野，我上百度检索出下面这段文字：

“赵野，1964年出生于四川；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2年联合发起“第三代人”诗歌运动；1983年组织“成都市大学生诗歌联合会”，主编《第三代人》诗歌民刊；1985年参加“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合编《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1989年参与创办民刊《象罔》；2000年获《作家》杂志诗歌奖；2003年出版个人诗集《逝者如斯》；2011年出版诗集《水银泻地的时候》。1990年开始认为写作是一件纯个人的事，希望生活在北宋，固执地坚持农业时代的审美和趣味，主张无边语言，有情生命；想做个语言的清洁工，企望接通古代诗歌传统，将现代汉语诗歌写得像古诗一样有滋味和魅力；多年来滑行在现实与理想的边缘，反抗着各种体制，自言在颓废中反颓废，在腐朽中反腐朽；现在似乎已看到人生的界限，但见山还是山，水还是水，诗还是诗，可以安放自己的心灵和记忆。”

更多的资料，包括他的个人作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网上查，我这里不再罗列，否者，就有为自己的书“灌水”嫌疑了，甚至，还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但仅仅从这些文字就足以证明，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赵野是我们四个人当中出道最早的。他比我整整早了20年。

我想补充一些网上资料之外的东西。因为，网上资料呈现给我们关于赵野的印象，与当年我们共事时期的赵野，完全是两个人。从网上介绍看，他似乎是个非常活跃的人，不然也就不会“发起”、“组织”和“创立”了，但在实际共事的几年里，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连笑脸都不开，大概是他认为我们都是没有文学细胞的，与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吧。倘若他知道，他身边这20多人的群体中，还隐藏着另几名作家，是不是该有“有朋自远方来”因此而“不亦乐乎”呢？

当时赵野是顺丰公司CIS经理，负责企业形象设计和宣传工作。从他作为文化人的身份考虑，这一职位倒也非常适合。可是，老板范日旭是个真心低调的人，一点也不注意形象设计和公司宣传，印象中，赵野也就没有做任何事情。唯一有记忆的是在滨海大道旁边树立了一块丰顺公司形象广告牌，还被一阵台风吹倒了。所以，赵野当年在顺丰公司的海口总部，有点像摆设，

说“摆设”也名副其实。作为部门经理，他坐在一个独立却开放的位置上。当时我们刚刚从南洋大厦的六楼搬到四楼。之前在六楼是半层楼，搬到四楼是整层楼，新装修的公司总部为大开间结构，普通职员的办公室是一个整体，部门经理的独立却开放式的办公桌连成一排，与普通职员之间用玻璃隔开，但也没有完全隔开，留了一个狭窄的空隙，供人进出，并不明显，所以，看上去，部门经理的办公场所像一排商业橱窗，用当时的法律部经理杨春平（后来回陕西担任金叶公司副总）自嘲的话说：“完全像展品。”而展品不就是“摆设”嘛？

赵野当时比较胖，年纪轻轻的，就有点将军肚了。眼睛很大，并且眼珠子突出。鼻子与嘴巴之间的人中线很长，整个一个电影《地道战》上伪军司令年轻版。但他老婆（或许是同居女友）却身材非常好，人也很漂亮，性格开朗，即使放在今日，也算是时尚女性。

我和赵野在一个写字楼上班，同住在海景湾花园的同一栋楼同一个单元里，楼上楼下，同在一楼餐厅吃饭，并且，我和他的工作有交叉，同事几年，却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话。包括开会发言，我都没有听他说过话。这么说吧，我从来没有听到从赵野嘴巴里发出的任何声音。难道他只用意念与别人交流？或者他根本不用与人交流？赵野整天面无表情。既不对任何人表示亲近，也没看出他对任何人表示反感。倒是他老婆（或者是女朋友），和我们楼上楼下或小区散步碰面至少打个招呼。有时候，楼梯上碰到，或者在海景湾花园小区里面散步碰到，我们与他老婆打招呼，却不与他说话。这是一件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我们和赵野是同事啊，而不是和他老婆是同事。

但赵野确实是诗人。这不是瞎吹的。事实上，他因为从不开口说话，当然也就从来不会吹嘘自己是诗人。但他独立却开放的办公桌上，始终放着厚厚的两本书，书名好像是《后朦胧派诗选》，我翻看过，其中确实有他的诗。

我当时虽然不是作家，也没想到之后会成为作家，但对文学一直是很喜欢的，要不然也不会后来“突然成为作家”。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写过任何小说，但却写过大量的诗。在建设兵团岁月里，曾经强迫自己一天写一首诗。内容有点像2014年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人周啸天的作品，也是紧跟当时形势，包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等等，都曾经在我的“诗”里面出现。可惜，这些“作品”早就丢失了，倘若能找出来，与周啸天的诗歌对比，按照现在的评奖标准，说不定也能获得鲁奖。但不管怎么说，我是曾经写过大量诗歌的人，也是真心爱好诗歌的人。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 1976年，《诗刊》复刊，我就订了该杂志，成为复刊后的《诗刊》第一批读者和订阅者。甚至，我至今记得复刊首期头条是“理想之歌”，“红日、白雪、南天，乘东风飞来报春的群雁，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延河两岸……”。但是，我对朦胧派不懂，自然也就不懂“后朦胧派”，所以，对赵野放在办公桌上的诗集，我只简单翻阅了一下，没仔细阅读，大约也是他孤傲的态度，令我不敢亲近吧。否则，我一定顶礼膜拜，成为他的门徒。如果那样，我的文学创作道路，是不是可以向前推进十几年？如果那样，凭我正式出版40部长篇小说的业绩，说不定成为中国最出名的作家了。但我运气不好，等到新媒体发达，传统文学被边缘化之后，才选择当作家，真有点怪赵野，当初那么孤傲，没拉兄弟一把。

但赵野毕竟是诗人，做派与普通人不一样。再举个例子。单位组织职工去三亚旅游，在海滨浴场游泳，海水中，赵野居然和他老婆（或者是同居女友）紧紧抱在一起。我们当时都非常诧异。不管是老婆还是同居女友，如果是普通人，都不会当着那么多同事的面俩人仅仅抱在一起的。

但他是诗人。诗人，就该与众不同。

因为赵野的“不作为”，他在顺丰公司总部的工作逐渐被我接替，特别是公司新来了一位办公室主任后，公司撤销CIS部，公司形象设计和对外宣传统一归集团办公室管，具体地说，也就是归新来的办公室主任资李申管。但资李申非常忙，集团办公室主任，多少事情要操心啊，日理万机，他就把公司形象设计和对外宣传这一块完全交给了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赵野的接任者，而赵野则离开集团总部，去北京担任一家杂志的主编。杂志名字我忘记了，记得封面上有一个巨人，不是文学杂志，好像是经济管理类的。我们公司收购了北京的一家公司，就顺便把这家杂志收购过来了，并让赵野去当主编。此后，我与赵野再没见面。据说那家杂志他没有办好，还给公司造成了损失。

这些情况是资李申对我说的。应该比较权威，因为，他们都是“李静系”的人。

前面我说过，海南顺丰集团的老板范日旭是给非常低调的人。他的低调不是做样子，甚至不是自我保护的需要，而是性格使然。顺丰集团总部没有“日旭系”，却有“李静系”。我应聘顺丰的时候，最后一关是面试。通知参加面试的全国各地应聘者总共13人，实际到场8人，最后被录用5人，除了我和前面提到的杨春平外，还有南开大学的法学硕士王铁男，武汉大学在读博士罗炳辉，以及兰州大学心理学学士张正中。我和杨春平被安排在同一套宿舍里，算是“室友”，多年之后，他在山西金叶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我去西安出差，他还开车去咸阳机场接我，并请我在老孙家吃饭。当初面试的场面很宏达，对面坐了整整一排人，几乎全是“李静系”。中间是李静本人，李是四川人，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后来下海了，几经周折，被范日旭聘问顺丰总裁。李的左手边坐着公司副总裁王贵帮，王之前是重庆起重机厂厂长，当时重庆属于四川，王贵帮是李静请来担任副总裁的，自然属于“李静系”。右手边坐着公司财务总监王世蓉，也是四川人，李静系。后来我才知道，她还是王世渝的姐姐。至于后来加盟顺丰的办公室主任资李申，则是中科院四川分院的机关党委书记，是李静的上级，自然更是直接的“李静系”。还有赵野，后来听资李申说，他父亲是李静老婆工作单位的一把手，具体什么单位记不清了，好像是电厂，或者是水电站、电力局之类。总之，赵野是李静老婆单位一把手的儿子，所以，他也是典型的“李静系”。既然都是“李静系”，他们应该相互了解，甚至知根知底，所以，资李申关于赵野的说法，应该可信。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大鳄范日旭大本营，海南顺丰集团总部有“李静系”，却没有“日旭系”，足见范日旭的低调和坦荡。我和杨春平、王铁男、张正中、罗炳辉等人能进入该团体，估计是李静的自觉行为，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这种局面会最终对他不利，所以想自觉地“掺沙子”，面向全国公开招聘，避免犯忌。

但李静好像还是犯忌了。先是范日旭在集团会议上替李静“解围”，说李静并没有从公司的运作中捞到好处，只是他老婆通过买卖顺丰的股票赚了一些钱。因为范老板几乎从来不出席集团会议，这次特意出席，并说了这番话，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但在我听来，是话不是空穴来风。表面上是替李静解围，其实是话中有话。不久，李静就离职了。多年之后，我去四川出差，资李申接待我，还带我到李静家去看望他。他对我蛮热情，但又不是非常热情，只是礼节性的热情。我理解，毕竟，我不是“李静系”的人，但在当初“掺沙子”进来的几个人当中，我算是比较得力的人，他对我刚开始不怎么样，后来慢慢好起来，还特别用总裁基金奖励过我。仔细回想一下，李静还是基本上按属下的才能和实际贡献论奖惩的。范日旭请他当顺丰的总裁，应该没有错，至于“李静系”的形成，估计是在当时特殊背景下不得已而形成的局面吧，并非李静想任人唯亲或想搞什么阴谋。

范日旭的胸怀还进一步表现在，李静离开顺丰集团后，他并没有对“李静系”的人“动手”，其中的王世渝，还一直作为他的得力助手和主要幕僚。

关于王世渝，百度上有这样的介绍：“王世渝，1957年生于重庆。著名投资银行家。做过工人、教师、销售人员、政府官员。从事了17年企业改制、重组、并购、上市等投资银行业务，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参与人之一。曾担任过北方五环、四川新希望、中体产业、曙光汽车、云天化、海南寰岛、国泰股份、辽宁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等上百家企业的改制、重组、上市的财务顾问和主要策划人。曾任顺丰集团董事、秘书长。万通集团投资银行部总经理，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瑞恩资本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

另外，在《曾经德隆》新书专页上，有关于该书作者是这样介绍的：“王世渝是一位投资银行家，任瑞思资本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北方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总裁。1991年进入中国资本市场，是中国资本市场第一代参与者，主持上百家以上企业的改制、重组、上市、并购业务及大量的投资融资业务。在企业境内外上市、并购重组、投资融资、房地产金融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曾任万通集团投资银行部总经理、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建人之一、董事总经理、海南顺丰集团董事、德隆集团友联金融产品总部总经理、中国工商联之光彩49集团主要筹建人之一。”

两条介绍角度不同，但内容基本一致。王世渝是著名的投资银行家，也是财经小说家。除了《曾经德隆》之外，好像还有其他书。比如《中国重组》、《中国的纳斯达克》等等。另外我印象中还有《雁过无痕》，是专门写范日旭的，但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我和王世渝同事，是在海南顺丰时期。他当时在顺丰的职位不是很明确，今天回想起来，大概和我在金田的职位类似，相当于范日旭的特别助理兼董事会秘书。但那时候《上市公司章程指导》还没有出来，董事会秘书还不属于公司高管，所以，才有王世渝是董事会“秘书长”这样的介绍，和我的“董事局办公室主任”同出一辙，仿佛如果仅仅说他是“董事会秘书”，就把他低估了。

其实称呼什么无所谓，从本质上说，王世渝当时在顺丰公司就是老板范日旭的主要幕僚，按照日本人的说法，叫“幕僚长”最准确。范日旭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呼风唤雨，几乎都与王世渝的幕后策划分不开。

王世渝当时主要在北京工作，很少来海南的集团总部，偶尔从北京回来，几乎每次都带着领导和有话语权的所谓专家来，因此，他与我实际“共事”的时间其实远远不如赵野多。但是，我们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信任程度却远远胜于赵野。主要是他比较看得起我吧，只要一回来，就要找我聊天。最能体现我们二人关系的，是王世渝打算出去专门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时候，特意从北京回到海南，与我商量这件事情，并邀请我和他一起创业。方式是采取“合伙人”制。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合伙人”这个词，他还给我看了书面方案，我才知道在合伙人下面有“高级经理”、“经理”等等。他对我谈了很多，但就是没谈我的工资。当时，我把他的邀请理解成“挖人”，所以，按照我肤浅的理解，工资多少才是最本质问题，而王世渝却对我谈“合伙人”。在今天看来，他是多么高看我啊。但当时我不懂，我从他的谈话中获悉，好像他不但不给我工资，甚至还要我出钱与他一起创立专门的投资银行机构。这怎么可能？当时，我既没有这么高的认识和觉悟，也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与实力。王世渝的确是高看我了。我当时工资只有一千多块钱一个月，每月必须给老婆寄一千元。不是老婆逼我，是我作为父亲和丈夫，必须这么做。我从设计院下海，基本动机不就是想让老婆儿子生活得好一点吗？每月给老婆寄钱天经地义。可是，如此一来，我身上就几乎一分钱没有，怎么可能成为王世渝的合伙人与他一起投身投资银行事业？

但主要还是不懂。如果懂，如果我当时意识到王世渝对我说的这件事情的真正意义和远大前景，我完全可以对老婆说明情况，让她拿出我们的存款做投资。或者，我说服不了老婆，也可以向王世渝说明情况，估计他肯定会有办法帮我设计出变通方式。毕竟，王世渝请我入伙，看重的不是我的经济基础，而是相信我的悟性，相信我对新事物的快速理解并立刻投入的适应能力，相信我的创新能力，希望我能够与他一起共同建立在当时情况下中国还很少有人理解的“投行”帝国。

现在回想一下，我很感激王世渝。如果我有今天的见识，我肯定会对他的建议欢喜若狂，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与他一起发起成立投行机构。如果那样，我肯定会更早地脱贫致富，遵循另外一条生活轨迹了。并且，很有可能是一条比现在更精彩的生活轨迹。但生活是不能“如果”的，生活也甚至没有对错，有得就有失，如果那样，我或许在经济上早就进入“新生资产阶级”行列，但还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吗？还能正式出版几十部长篇小说并不断在纯文学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吗？还能获得《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吗？事实上，我对今天的生活非常满意，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比做一名有成就并获得经济自由的职业作家更好。

但是，我对王世渝还是心存感激的。

离开顺丰公司后，我与王世渝再未谋面，但我心里却始终没有忘记他。我错过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机会，却几经周折，获得另外也许是更精彩的机会。有一年，我去成都玩，当年的顺丰集团办公室主资李申安排我在中科院成都分院宾馆住下，告诉我：“这房间昨天住着王世蓉，她刚走，你就来了，真巧。”

王世蓉是我的“大姐”，当年我们顺丰公司的财务总监，也是我进顺丰时候的面试官之一。那次面试，作为面试官，王世蓉是替我说了好话的，因此，我一直喊她“大姐”。王世蓉是王世渝的同胞姐姐。我猜想，我当初与王世渝的实际接触并不多，他却那么高看我，拉我入伙，是不是与她姐姐的“灌输”有关？

王世蓉后来去了联想集团做财务总监，不知现在退休没有。住在大姐昨天住过的房间，仿佛又看见了大姐，我自然想到了王世渝，躺在床上，翻看他的新书《中国的纳斯达克》。

因为心存感激，所以我期待与王世渝的再次相遇，如果可能，甚至想与他合作，共同书写范日旭的传奇经历。因为，范的传奇人生是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繁荣到规范的最佳诠释。当然，也可以由我的笔，来写写王世渝，因为，王世渝是同样值得书写的。

最后，我再说戴定南。

同样，先从网上摘录一段关于戴定南的的介绍：“戴定南，1965年生于湖南九嶷山。20年前的浪漫情怀使他报考了地质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先后作过勘探队员、记者、媒体投资人、房地产商、广告人等。现任澳门五星卫视市场总裁。他经历繁杂，善读敏思，认为最让自己受益的，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那几年的勘探生涯——与世隔绝的饥渴的翰海星夜中，一个尚且稚嫩的生命早早地就充分体验了死寂、孤独、绝望和辽远。近两年，戴定南对电视业进行了深度调研，行文百余万字，成为五星卫视架构的重要依据。”

显然，这是一个有文学情怀的人自己写的自我介绍。但却没有任何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的介绍。我努力想从网上搜索出关于戴定南介绍的另一个版本，却没有找到。即使在他的长篇小说《折腾》的推介中，也没有找到关于该书作者的介绍。或许，他只把自己当成一个有文学情怀的投资人，而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作家”？这也有可能，因为，除了《折腾》之外，我再没见过戴定南的其他文学作品。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到底什么人才算是“作家”？只出版一本书算不算作家？如今出版商业化，出书的人很多，很多人甚至出版不止一本书，却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但一个人是不是“作家”，也不能只看作品多少。比如曹雪芹，比如钱钟书，好像一辈子也只出版一本书，难道你能说他们不是作家吗？所以，在我看来，是不是“作家”，一要看他出版的书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二要看他的作品是不是在文学界产生影响。或者说，是不是得到同行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戴定南是作家。第一，《折腾》写到一个人的家族史，是长篇小说；第二，《折腾》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并且作家社还为其举行了首发式，陈建功、张颐武等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出席首发式并做了发言，在文学界可以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所以，虽然迄今为止我们只看到戴定南一部文学作品，但也不可否认他的作家身份。

虽然是作家，但戴定南属于“非典型作家”。仅从《折腾》看，他的语言和叙述方式与一般的作家不一样，而且，有些表达也似乎不符合典型作家的惯例。比如他写范日旭，也就是他《折腾》中的“范老二”，居然还对范的人品做出评价，这好像不是一般长篇小说的写法。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小说只叙事，不会对叙事中的人物行为做道德评判，而戴定南这么做了，所以我认为他是“非典型作家”。

“非典型”其实是一种优势。比如戴定南，他掌握的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第一手生活，肯定比任何一个典型作家都真实、都深入。但是，有了好的材料，未必就能做出一桌好菜。如果戴定南能够坚持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下去，或许能走得更远。

我进顺丰公司时，戴定南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但他不在我的面试官之列，不知道是他因故未能出席，还是他其实也是我们那批应聘进来的。总之，我对他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戴定南好像既不是“李静系”的人，也不是杨春平、张正中、王铁男我们这批新加盟顺丰的人，因为他与我们走得不近。他好像哪边都不属于，比较特立独行。按说办公室主任是比较重要并需要与人打交道的职位，但他在顺丰显然不像后来的资李申主任那么有权威。资李申明显是高层，是“公司领导”，但戴定南不是。他似乎不太在意自己的职位与权力，表现的“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从来没见他以“主任”的身份说话，大概是经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生死洗礼，对这些东西无所谓吧。他甚至完全没有把自己当“主任”，比较随和，甚至有些随便。那时候，我们上班都是要打领带，戴定南作为办公室主任，更应该起到表率甚至监督作用，但他自己好像很少打领带。戴定南当时皮肤黝黑，戴着眼镜，像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如乡村教师或大队会计之类。不知道他真的有些玩世不恭还是故意想与大家打成一片，或者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生死经历让他看透了人生，戴主任甚至喜欢私下里说点牢骚话或骂一句粗口。总之，对我来说，他是一个让我人感到亲近却又不能与之交心的人。印象中，他在公司里面好像只与周岚锋交往比较密切，现在回头思量，他们的亲密或许是在南洋大厦四楼写字楼装修过程中建立的。因为装修工作归办公室管，而戴定南又把具体工作交给周岚锋管。但不管怎么说，当时周岚锋在顺丰集团只是一名普通员工，而戴定南是办公室主任，可见，戴定南不是那种趋炎附会的人。当然，因为我们在公司不属于同一圈子的人，我对戴定南的了解不是很全面，或许，我当初看到的只是戴定南的一面，而不是他的全部。

获悉戴定南也成为作家，是因为我偶然在《长篇小说选刊》上看到了他的小说。那一次是在广州参加所谓的“三名会”，省作协组织“名刊”、“名出版社”、“名评论家”的相关人员来广东聚会，意在帮作家建立与“名家”之间的联系，为本省作家在名刊上发表作品、在名出版社出版作品、让著名评论家的关注创本省作家的作品造条件。《长篇小说选刊》的总编助理是我的安徽老乡，他送我一本《长篇小说选刊》，我打开一看，发现上面有戴定南的作品，再一看内容，立刻确认出自当年在海南顺丰公司的同事戴定南之手。我找我那位老乡要了戴定南的联系方式，给他打了电话，取得了联系。回深圳后，又上网查了他的作品，才知道出版社专门为戴定南的小说开了发布会。那时候，我虽然已经出版了多部长篇，却从来没有开过“发布会”。我是自由作家，没单位的，所以，不会有哪个“单位”帮我出面组织“发布会”，而我自己，写一本书赚的办税，估计还不够开一次“发布会”的费用，所以，我很羡慕戴定南的“发布会”。

最让我惊奇的是，王世渝也出席了那个发布会，并且做了发言。

“王世渝：我们是主动申请发言的。本来不想发言，但是何镇邦老师把我的激情调动起来了，所以要求发言。我从小做过作家梦，但是后来没有机会当作家。今天第一次有机会参加这么高端的有作家、有评论家、有批评家、还有作协领导参加的会议。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印象非常不好，因为领导讲完就走了。领导只注重倾诉、不注重倾听，这是不对的。我参加经济会议都没有这样子的。我们不希望领导讲完就走。好在何镇邦老先生调动起来我们的热情。

我为什么要主动发言呢？在座的所有人里头，可能跟这本书最近的就是我。这本书除了所讲的“我”的家族史以外，后面的一切都跟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里有商场的核心主角范老二。我曾经是这个公司三个创始人之一。我很难当成一个普通读者来读这本书，也不容易从文学角度来看这本书的文学价值。我看完以后我老在想，我到底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观点、什么样的身份来看这本书。更巧的是，老戴把“我”的角色叫王家渝，跟我的名字差不多。“我”这个主角也是中国十几二十年来非常著名的人物，比较熟悉经济的人知道“我”的原型是谁。我和老戴不约而同的是什么呢？他没有约我，我也没有约他，我最近也出了一本书，但跟他的书不一样。他把自己经历的事情写成文学作品、写成长篇小说，而我把这些东西写成纯粹的纪实作品，所有的人和事、场景全部是真实的，所有人的名字没有一个是假的、虚构的。我的这本书叫《曾经德隆》。老戴的“我”王家渝的影子实际上就是曾经德隆系的核心创始人唐万新。这几个核心人物和核心事件，对我们来说都是亲历者，我很难站在普通读者角度来看它，我老在找我的影子在哪里，很多坏事都是我干的，但这都是历史的产物。这本书还没有做很多宣传，但都是摆在显著位置，如果跟文学沾边，也算是33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毕竟有很多是描述，有很多是回忆，有很多是感受。

我的《曾经德隆》和老戴的文学作品，还有万通集团冯仑的《野蛮生长》，中国三个很著名的人物，老范也好，老戴带好，冯仑也好，我跟他们都是很紧密的。陈建功讲得话我很赞成，中国今天是出伟大作家的时代，我们领导也好，何老先生也好，你们都从文学角度、从批评家角度，对这本书、对我们非常熟悉的生活所表达出来的文学作品做了那么高的评价，让我非常欣慰。我很高兴，为老戴高兴，为这本书高兴。大时代应该产生大作家。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大作家和大作品我们都没有看到。我比较赞成何老先生说的，老戴如果在更多的文学性、更多从文学角度、艺术角度，我们看下来觉得太生活了，就这一点老戴已经超越了同行写的小说。我看到香港的同行胡也弼写的《古色古香》，编故事又过分了，深刻不够。老戴在这个方面已经把故事性、文学性、语言、哲理、情感挖掘得非常不错、非常到位了，中国应该到了出大作品、大文豪的时代了。谁能写出这个作品？我确实没有看到。过去一讲写文学作品就是职业作家，我相信今天的大作品很难由我们的职业作家写出来。”

王世渝称呼戴定南为“老戴”，而我们当时在顺丰公司称戴定南为“小戴”。那一年参加“三名会”回来，我给戴定南打电话，就称呼他“小戴”。其实我也知道按照常理应该喊他“戴总”，或起码应该按照当初我们共事的时候他的职位喊一声“戴主任”，但我却喊他“小戴”。不是我不懂礼貌，是我觉得喊他“戴总”就生分了，而喊他“小戴”，一听就是老熟人，就能唤起彼此对当年的回忆，应该更加亲切。戴定南感受到这种亲切了吗？似乎没有。因为，之后他并没有主动联系过我，我也就没有再次与他联系。我有时候想，虽然曾经是同事，但毕竟不是一个小圈子的人，其实相互之间并不是非常了解，我主动联系他，还是应该按照常规出牌，不应该为了刻意地营造“亲切”而称呼他“小戴”，或他认为我这是不够尊敬他吧。刻意营造“亲切”，就说明不“亲切”嘛。

不管是不是亲切，每当我想起赵野、王世渝、戴定南，就感觉一阵温馨，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研究的事情。为什么在一个只有20多人的群体中，居然诞生四位作家？这是多么小的概率啊。

一个公司出了四位作家，肯定是非常巧合的事情，但仔细一想，偶然中又包含必然。主要是两条。第一，当初能进顺丰集团的，都是个顶个的顶尖人才，都具备了写作的基本素质与才能。事实上，在我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综合来看，海南顺丰集团那批通员工平均素质确实是最高的；第二，公司老板范日旭的经历太传奇了，而他又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拒绝宣传，所以，关于范日旭，外界知道的太少，倘若他值得写，那么写他的一定是身边人，所以，在他身边一下子冒出四位作家又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或许，还会冒出更多的作家，因为，他太值得写了，而我们所写的，仅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范日旭太值得写了，他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所经历的事情太值得写了，所以，我们才被真实的生活点燃，激起了强烈的创作欲望，才激发我们拿起手中的笔，释放心中的激情。 因此，与其说一个20多人的群体诞生4为作家是个奇迹，不如说范日旭本身是个奇迹。我打算联系王世渝，和他一起共同采访范日旭，共同书写范日旭的传奇人生。

希望我能如愿。